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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韧劲的艺术人生

时间:2017-03-05 08:57  来源:新快报

■广州特殊画家陈元璞。广州少年宫供图

广州特殊画家陈元璞,6岁被诊断为轻度智力障碍与神经发育不完全,20多年来,在身体病痛不断的困扰下专注古典音乐绘画。早在1998年就出版过古典音乐个人画册,其个人画展在省博物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大剧院等均展出过。

阿璞2岁就体验过死亡了,至今得病无数的他,“从小到大觉得死神的铡刀随时会砍下来”。10年前他更因病瘫痪,如今要靠助步器行走,每隔几小时要借助导尿管导尿。从小阿璞的父亲就买了很多名人传记给他看,他说:“看这些书明白要生存下去必须坚韧不拔,最喜欢罗斯福,始终坚定着对理想的坚持。”

阿璞饱受苦难的人生,和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生平颇为相像,在这些大师的作品中,他找到了共鸣,也因为懂这些大师,更好地绘画这些大师的作品。对艺术阿璞一直未曾妥协,他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会画到我不能画为止。”

舞台剧演员焦媛更觉得演戏是自己的使命,最重要的事就是演好舞台剧上的每一个角色,她最希望自己能一直演“曹七巧”到死的那一天。2009年初,焦媛第一次在上海大剧院看到了国语版的《金锁记》,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部舞台剧。9年的时间,她和“曹七巧”早已骨血相连,分不开了,“曹七巧”差不多是从她的骨头里生长出来的。

■统筹:新快报记者 肖萍

 

 

 

 

 

近40年时光里,广州画家陈元璞经历生命的苦,艺术的暖
我的作品是历经自己的人生感悟 用命画出来的

从出生后到现在的近40年时光里,广州画家陈元璞一直与病痛为伴,扛着精神发育迟缓、智力障碍、瘫痪、中风、抑郁症,他用绘画把自己从身体的沉疴中解放出来。从童年时画动物开始,到20多年专注绘画古典音乐,阿璞说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那些古典音乐作品是大师们用命写出来的,我也是历经自己的人生感悟,用命画出来的。”

■采写:新快报记者 唐星

■摄影:受访者供图

“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自己的悲剧性”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做什么都比别人慢一拍。”阿璞说,“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自己的悲剧性了。”

阿璞2岁才开始学走路,3岁入父亲工厂的幼儿园,走路不稳。老师喂他吃饭,可能是吞咽功能没有发育好,时常喷得老师一身脏。7岁半才入小学,阿璞放学回家后,父母问作业是什么,他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妈妈只好跑到同学家去询问作业,再逐题解释,让他做作业。读到小学六年级,校方要求阿璞到医院检查智力,检查结果是“轻度精神发育迟缓”。

“从小我的领悟能力就差,考试经常不及格,动作也慢,长跑费时比别人慢三分之一。老师一要求动作快,我就会乱了阵脚。”阿璞回忆,“因为我与小朋友都不同步,很难找到自己的玩伴。”因此妈妈买了小鸡、小鸭、小鸟、鸽子、鱼、龟等动物来陪伴他。

爸爸见阿璞喜欢动物,就每个周末都带他去动物园。“一壶水,带点面包,能在动物园待上大半天,回来后阿璞就把看到的动物画下来。”爸爸陈子平回忆道。

“一进入动物园,不用导游,我自己就会找喜欢看的动物,尤其喜欢看猴山、热带鱼馆、爬虫馆。喜欢喂山羊、绵羊、鸵鸟,喜欢追着它们跑,还喜欢看那些奇形怪状的六腿鸡、四脚鸭。”阿璞说,“总之每样动物的样子我都用脑子记,回家就把它们画出来。从那时起,除了喜欢看动物,也喜欢上了画画。”

广州少年宫的第一个特殊学员

爸爸看阿璞喜欢画画,就给他请了家庭教师教他画画。家庭教师让阿璞临摹杯子,阿璞却在杯子里画了煮熟的鸡。“老师总是让我画规则性的东西,我却觉得死板、沉闷,没有学下去。”阿璞说。于是父母送阿璞去考广州市少年宫,他总是不按要求作画,考了3次都没考上。后来经引荐,阿璞见到了广州市少年宫的关小蕾老师。“关老师叫我即席画画,我随手画了鲨鱼、海龟,还介绍了它们的特点。关老师觉得我不但喜欢画画,还有研究,就破例收了我,从此我这个特殊孩童成了广州少年宫的第一个特殊学员。”

“在广州少年宫学习绘画的13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把我的艺术个性都发挥出来了。”阿璞说。进入广州少年宫,刚开始阿璞还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天马行空,但突然想到爸爸严厉的脸孔,也就跟着别人画。让阿璞印象深刻的是,广州少年宫的郭伟新老师见状,“立即把我的画撕掉,并跟我说要画出你自己的特色”。

“我从小到大习惯了另类,走在路上回头率高,别人看就看呗,走自己的就是。也从小就不喜欢跟着大众去画画,这样容易迷失了自己。“阿璞说,妈妈从小教育过他,接受你和别人不一样的现实,你自己觉得对就去做,不要什么都跟着别人,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每一口气都是捡来的幸运

阿璞2岁时有很严重的哮喘,时不时喉咙里面喘着粗气,感觉每吸一口气都是那么艰难,每一口气都是捡来的幸运。“我2岁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死亡了”,阿璞说这么多年几乎每年都要“下地狱”一次。死亡这个主题一直萦绕着这个焦虑的生命。

阿璞小时候就弱不禁风,反复感冒、肺炎、神经性出汗、哮喘……到儿科注射室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有一次,阿璞又发高烧了,呼吸急促,有气入没气出。阿璞主动要求爸爸带他看急诊,爸爸背着他直奔医院,跑得大汗淋漓。阿璞回忆:“我一路上狂咳,咳出了塞在咽喉的浓痰,天助我躲过一劫。还记得爸爸跟我说,再来一次真是跑不动了。”从此,阿璞禁吃寒冷、煎炸的食物,加上服药,以及坚持与爸爸一道跑步,成功与哮喘病说再见。

21岁,阿璞得了“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服药治疗,足足沉睡了三年。32岁,阿璞因脊髓血管瘤压迫神经瘫痪,腰部以下毫无知觉,卧床半年,坐轮椅坐了两年。“这场大病几乎耗掉我半条命,那时我想的是我不能倒,如果我倒下,爸妈也会跟着倒。父母老了,我虽然不能照顾他们,反要他们照顾,但只要我坚强地活着,仍能陪伴他们,对他们的心灵也有一种慰藉。”阿璞说。

后虽经治疗,阿璞的病情有所好转,却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后遗症——神经源性膀胱,即要用导管导尿,一不小心就会感染,他一年入了医院8次。“那时我不能站着画,就坐着画,就算是躺着也要画。”

37岁,阿璞的手突然无力,说话口齿不清,又不能画画了,诊断是中风。“我每天醒来,第一件做的事是握笔试试手力。60天后,手听指挥了,我又可以做我最开心的事了。”阿璞说。

如今阿璞仍然行动不便,要借助助步器行走。同时夏天每隔三四个小时要用导尿管导尿,冬天每两小时就要导一次尿,使得他不方便出远门。

“半融入”的人生哲学

“从小到大觉得死神的铡刀随时会砍下来,每年都要下次地狱,几乎每次都是到鬼门关又被拉回来。”从小到大历经无数疾病,阿璞早已写好遗嘱,“人生无常,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希望上天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因为我的使命未完成。”

在死亡的铡刀下,阿璞有焦虑,有敏感。 “我从小到大没安全感。”说到这,阿璞的眼神中的光黯淡了一下。阿璞说:“我的可控世界是我可以搞我的艺术,我的失控世界是我的性格掌控不了学生。我是深究学者型,我教授的知识不是普及型的,学生像听天书般听不懂。”

阿璞还害怕外界的快节奏,“走进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看到那么多疾走的人涌来,我感觉我的脑袋快要炸了。”阿璞对外界社会持一种 “半融入”的人生哲学,“当今社会过分商业化、物质化,诱惑太多,如果过分融入,个人会迷失掉自己独有的特性和精神,容易超越道德底线,许多珍贵的东西都磨掉了,而完全不融入又跟社会脱节,‘半融’能保持良好的特质。”

攒足钱就去买古典音乐唱片

在广州市少年宫读到美术中班时,阿璞遇上了西方古典音乐。“美术中班前中期由简颖斌老师执教,简老师很迷古典音乐,喜欢在班上播放古典音乐,我们就边听音乐边绘画。”阿璞说,“简老师不但教我们绘画,还教我们怎样聆听真正的古典音乐。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悲惨的马勒,伟大的‘乐圣’贝多芬,多产的舒伯特,幸福的门德尔松……”

简老师发现阿璞喜欢听古典音乐,就邀请他到家欣赏古典音乐。阿璞知道了卡拉扬、卡尔·波姆等诸多20世纪著名指挥家,聆听了他们的作品。

简老师还带着阿璞到广州文德路的唱片店买古典音乐唱片。“那时我妈每月给我50元零用钱,我不买零食,大热天也不吃冰棍,不喝饮料,攒足钱后就去买便宜的古典音乐唱片。”阿璞说,“那时我妈与学校小卖部的阿姨闲聊,‘如果全校学生都像我儿子一样,你连饭钱都没有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我是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混合体”

“从那时候起,我感觉古典音乐插画比画动物画挑战性更大。”阿璞说。在广州少年宫读到美术大班时,阿璞开始动笔绘画古典音乐,他在中大班画了200多幅古典音乐插画。

1998年6月,阿璞为世界音乐名作插画的《无音之乐》黑白画册出版了。星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曹光平在这本画册中评价道,“欧洲的非标题音乐以交响乐为主要代表,几百年来产生了许多不巧名作,这些是哲理性、史诗性很强的作品,往往是比较抽象的,非具体性的,用画来表达这些音乐的寓意、哲理、意境,是有很大难度的。而陈元璞用画笔以一种意境或一种构图来体现这些深奥的音乐巨作的伟大精神,实在是不易的,也是相当成功的。”

阿璞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找到了共鸣。“在那些西方古典音乐大师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是有点怪,身体有点问题,也是很敏感。”阿璞说。

“我是西方作曲家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混合体,他们都生平坎坷。”阿璞说。马勒的14个兄弟姐妹死了大半,很多生出来没几年就死了,而且他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当时在欧洲常受人歧视。“我也曾受人歧视,小时候我经常作业完成不好,考试考不好,爸妈常要到学校教导处报到。我妈说必须接受现实,要不然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肖斯塔科维奇在前苏联那段特殊时期生活了27年,一直生活在恐惧不安中,是一生都在等待被枪决的人。“而我觉得死神的铡刀随时会砍下来,在死亡的阴影下我很敏感。而敏感是艺术家的通性,认真听他们交响乐中那种张力的狂暴,可以听出神经质、紧张、紧绷。”

“太幸福是演绎不好经典的,恐惧有时是前进的动力,我因恐惧才认识到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灵感是怎样来的。因为懂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绘画他们的作品。”阿璞说。

极致忧郁和极致阳光丰富了他的艺术

阿璞家住广州老城区西华路上,这条街上布满老字号美食店铺,充满历史感的骑楼旁,矗立着枝繁叶茂、苍劲有力的老树,阳光透过大树洒在老街上,宁静平和。

阿璞十年前搬到这套两居室居住,房子原本的地板是黑色的,墙壁是雪白的,阿璞觉得“太沉重”,自己要求把地板换成了白色,把墙壁刷成了绿色。“我喜欢绿色,很养眼。”阿璞说。屋子的采光很好,阳光照进客厅,他养了很多绿色植物也沐浴在阳光里。

客厅的大书柜中摆放着数千本书籍,阿璞看过很多深邃的西方经典哲学、历史书籍,也爱看动画片,最爱宫崎骏的作品。他有忧郁症,却是双面性,有极致忧郁,又极致阳光……这些多元更丰富了他的艺术。“了解一个作曲家的作品,不是只听他的代表作,要买他的全集,全集里面五味杂陈,可以听到有些作品是很释怀,有些作品是无法释怀,有些是超越,有些是无法超越。”阿璞说。

客厅原木色的大桌子上,堆放着阿璞刚完成的画作手稿。爸爸陈子平说:“阿璞特别爱护自己的画作,我有次不小心滴了滴水弄脏了他的画,他就哭了。他甚至不愿意拍卖自己的作品,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才拍卖过一小部分作品。”

“承认自己的悲剧性,才能最大程度地超越”

阿璞在家中收藏了近两千张古典音乐CD,他用音响播放这些CD后进行绘画创作,“一般上午画两小时,晚上两小时,有感觉了才画。”

“现在是画好马勒、肖斯塔科维奇,再到舒曼、门德尔松、帕格尼尼、舒伯特,最后到贝多芬,要把西方古典音乐史画完,我现在才画到三分之一。”阿璞说,西方古典音乐不够普及,懂的人不多,画的人更少,“我把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画得更通俗化,但是可能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才懂。”

“我画古典音乐没有考虑作品的市场问题,只考虑内心。”阿璞介绍,目前广州少年宫正在对他的3000多幅画作进行整理,其中2000多幅是古典音乐绘画,1000多幅是动物画,拟筹备集结出版。

如今阿璞独自住在这套房子中,他的父母住在距离十多分钟路程的另一处住处。爸爸陈子平今年已经75岁了,他扭头看看身旁的阿璞,告诉记者,“阿璞再过两月就40岁了,原本我们是住在一起的,但我们一天天年纪大了,怕将来阿璞不会照顾自己,所以让他独自生活,锻炼生活自理能力。”阿璞会自己做饭,家中布置得也井井有条,但爸爸对他的自理能力还是“不够满意”,时不时要上门看看阿璞,带些从超市采购的食品、生活用品来。

“承认自己的悲剧性,才能最大程度地超越。”阿璞说。2008年当阿璞参加广州市残疾人代表团造访法兰克福时,德国当地艺术家对他说:“画古典音乐绘画是上帝给你在人间的任务。”刚开始阿璞不信这话,“后来信了,觉得画古典音乐就是自己的使命。”

“没得选,好像德国人说上帝就是要你去做这件事,对于命运我是逆来顺受。”阿璞说,“不过对于艺术我是出自内心的喜欢,我自有记忆以来,危机感和恐惧感多于快乐感,常常因亢奋而快乐,因冷静而痛苦。幸好遇上艺术,很多问题都得以部分疏解。”





近40年时光里,广州画家陈元璞经历生命的苦,艺术的暖

从出生后到现在的近40年时光里,广州画家陈元璞一直与病痛为伴,扛着精神发育迟缓、智力障碍、瘫痪、中风、抑郁症,他用绘画把自己从身体的沉疴中解放出来。从童年时画动物开始,到20多年专注绘画古典音乐,阿璞说都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那些古典音乐作品是大师们用命写出来的,我也是历经自己的人生感悟,用命画出来的。”

■采写:新快报记者 唐星

■摄影:受访者供图

“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自己的悲剧性”

“从小我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做什么都比别人慢一拍。”阿璞说,“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自己的悲剧性了。”

阿璞2岁才开始学走路,3岁入父亲工厂的幼儿园,走路不稳。老师喂他吃饭,可能是吞咽功能没有发育好,时常喷得老师一身脏。7岁半才入小学,阿璞放学回家后,父母问作业是什么,他总是摇头说:“不知道。”妈妈只好跑到同学家去询问作业,再逐题解释,让他做作业。读到小学六年级,校方要求阿璞到医院检查智力,检查结果是“轻度精神发育迟缓”。

“从小我的领悟能力就差,考试经常不及格,动作也慢,长跑费时比别人慢三分之一。老师一要求动作快,我就会乱了阵脚。”阿璞回忆,“因为我与小朋友都不同步,很难找到自己的玩伴。”因此妈妈买了小鸡、小鸭、小鸟、鸽子、鱼、龟等动物来陪伴他。

爸爸见阿璞喜欢动物,就每个周末都带他去动物园。“一壶水,带点面包,能在动物园待上大半天,回来后阿璞就把看到的动物画下来。”爸爸陈子平回忆道。

“一进入动物园,不用导游,我自己就会找喜欢看的动物,尤其喜欢看猴山、热带鱼馆、爬虫馆。喜欢喂山羊、绵羊、鸵鸟,喜欢追着它们跑,还喜欢看那些奇形怪状的六腿鸡、四脚鸭。”阿璞说,“总之每样动物的样子我都用脑子记,回家就把它们画出来。从那时起,除了喜欢看动物,也喜欢上了画画。”

广州少年宫的第一个特殊学员

爸爸看阿璞喜欢画画,就给他请了家庭教师教他画画。家庭教师让阿璞临摹杯子,阿璞却在杯子里画了煮熟的鸡。“老师总是让我画规则性的东西,我却觉得死板、沉闷,没有学下去。”阿璞说。于是父母送阿璞去考广州市少年宫,他总是不按要求作画,考了3次都没考上。后来经引荐,阿璞见到了广州市少年宫的关小蕾老师。“关老师叫我即席画画,我随手画了鲨鱼、海龟,还介绍了它们的特点。关老师觉得我不但喜欢画画,还有研究,就破例收了我,从此我这个特殊孩童成了广州少年宫的第一个特殊学员。”

“在广州少年宫学习绘画的13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把我的艺术个性都发挥出来了。”阿璞说。进入广州少年宫,刚开始阿璞还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天马行空,但突然想到爸爸严厉的脸孔,也就跟着别人画。让阿璞印象深刻的是,广州少年宫的郭伟新老师见状,“立即把我的画撕掉,并跟我说要画出你自己的特色”。

“我从小到大习惯了另类,走在路上回头率高,别人看就看呗,走自己的就是。也从小就不喜欢跟着大众去画画,这样容易迷失了自己。“阿璞说,妈妈从小教育过他,接受你和别人不一样的现实,你自己觉得对就去做,不要什么都跟着别人,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每一口气都是捡来的幸运

阿璞2岁时有很严重的哮喘,时不时喉咙里面喘着粗气,感觉每吸一口气都是那么艰难,每一口气都是捡来的幸运。“我2岁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死亡了”,阿璞说这么多年几乎每年都要“下地狱”一次。死亡这个主题一直萦绕着这个焦虑的生命。

阿璞小时候就弱不禁风,反复感冒、肺炎、神经性出汗、哮喘……到儿科注射室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有一次,阿璞又发高烧了,呼吸急促,有气入没气出。阿璞主动要求爸爸带他看急诊,爸爸背着他直奔医院,跑得大汗淋漓。阿璞回忆:“我一路上狂咳,咳出了塞在咽喉的浓痰,天助我躲过一劫。还记得爸爸跟我说,再来一次真是跑不动了。”从此,阿璞禁吃寒冷、煎炸的食物,加上服药,以及坚持与爸爸一道跑步,成功与哮喘病说再见。

21岁,阿璞得了“轻度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服药治疗,足足沉睡了三年。32岁,阿璞因脊髓血管瘤压迫神经瘫痪,腰部以下毫无知觉,卧床半年,坐轮椅坐了两年。“这场大病几乎耗掉我半条命,那时我想的是我不能倒,如果我倒下,爸妈也会跟着倒。父母老了,我虽然不能照顾他们,反要他们照顾,但只要我坚强地活着,仍能陪伴他们,对他们的心灵也有一种慰藉。”阿璞说。

后虽经治疗,阿璞的病情有所好转,却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后遗症——神经源性膀胱,即要用导管导尿,一不小心就会感染,他一年入了医院8次。“那时我不能站着画,就坐着画,就算是躺着也要画。”

37岁,阿璞的手突然无力,说话口齿不清,又不能画画了,诊断是中风。“我每天醒来,第一件做的事是握笔试试手力。60天后,手听指挥了,我又可以做我最开心的事了。”阿璞说。

如今阿璞仍然行动不便,要借助助步器行走。同时夏天每隔三四个小时要用导尿管导尿,冬天每两小时就要导一次尿,使得他不方便出远门。

“半融入”的人生哲学

“从小到大觉得死神的铡刀随时会砍下来,每年都要下次地狱,几乎每次都是到鬼门关又被拉回来。”从小到大历经无数疾病,阿璞早已写好遗嘱,“人生无常,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希望上天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因为我的使命未完成。”

在死亡的铡刀下,阿璞有焦虑,有敏感。 “我从小到大没安全感。”说到这,阿璞的眼神中的光黯淡了一下。阿璞说:“我的可控世界是我可以搞我的艺术,我的失控世界是我的性格掌控不了学生。我是深究学者型,我教授的知识不是普及型的,学生像听天书般听不懂。”

阿璞还害怕外界的快节奏,“走进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看到那么多疾走的人涌来,我感觉我的脑袋快要炸了。”阿璞对外界社会持一种 “半融入”的人生哲学,“当今社会过分商业化、物质化,诱惑太多,如果过分融入,个人会迷失掉自己独有的特性和精神,容易超越道德底线,许多珍贵的东西都磨掉了,而完全不融入又跟社会脱节,‘半融’能保持良好的特质。”

攒足钱就去买古典音乐唱片

在广州市少年宫读到美术中班时,阿璞遇上了西方古典音乐。“美术中班前中期由简颖斌老师执教,简老师很迷古典音乐,喜欢在班上播放古典音乐,我们就边听音乐边绘画。”阿璞说,“简老师不但教我们绘画,还教我们怎样聆听真正的古典音乐。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悲惨的马勒,伟大的‘乐圣’贝多芬,多产的舒伯特,幸福的门德尔松……”

简老师发现阿璞喜欢听古典音乐,就邀请他到家欣赏古典音乐。阿璞知道了卡拉扬、卡尔·波姆等诸多20世纪著名指挥家,聆听了他们的作品。

简老师还带着阿璞到广州文德路的唱片店买古典音乐唱片。“那时我妈每月给我50元零用钱,我不买零食,大热天也不吃冰棍,不喝饮料,攒足钱后就去买便宜的古典音乐唱片。”阿璞说,“那时我妈与学校小卖部的阿姨闲聊,‘如果全校学生都像我儿子一样,你连饭钱都没有了’,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我是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混合体”

“从那时候起,我感觉古典音乐插画比画动物画挑战性更大。”阿璞说。在广州少年宫读到美术大班时,阿璞开始动笔绘画古典音乐,他在中大班画了200多幅古典音乐插画。

1998年6月,阿璞为世界音乐名作插画的《无音之乐》黑白画册出版了。星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曹光平在这本画册中评价道,“欧洲的非标题音乐以交响乐为主要代表,几百年来产生了许多不巧名作,这些是哲理性、史诗性很强的作品,往往是比较抽象的,非具体性的,用画来表达这些音乐的寓意、哲理、意境,是有很大难度的。而陈元璞用画笔以一种意境或一种构图来体现这些深奥的音乐巨作的伟大精神,实在是不易的,也是相当成功的。”

阿璞在西方古典音乐作品中找到了共鸣。“在那些西方古典音乐大师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是有点怪,身体有点问题,也是很敏感。”阿璞说。

“我是西方作曲家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混合体,他们都生平坎坷。”阿璞说。马勒的14个兄弟姐妹死了大半,很多生出来没几年就死了,而且他由于犹太人的身份,当时在欧洲常受人歧视。“我也曾受人歧视,小时候我经常作业完成不好,考试考不好,爸妈常要到学校教导处报到。我妈说必须接受现实,要不然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肖斯塔科维奇在前苏联那段特殊时期生活了27年,一直生活在恐惧不安中,是一生都在等待被枪决的人。“而我觉得死神的铡刀随时会砍下来,在死亡的阴影下我很敏感。而敏感是艺术家的通性,认真听他们交响乐中那种张力的狂暴,可以听出神经质、紧张、紧绷。”

“太幸福是演绎不好经典的,恐惧有时是前进的动力,我因恐惧才认识到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灵感是怎样来的。因为懂他们,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们,绘画他们的作品。”阿璞说。

极致忧郁和极致阳光丰富了他的艺术

阿璞家住广州老城区西华路上,这条街上布满老字号美食店铺,充满历史感的骑楼旁,矗立着枝繁叶茂、苍劲有力的老树,阳光透过大树洒在老街上,宁静平和。

阿璞十年前搬到这套两居室居住,房子原本的地板是黑色的,墙壁是雪白的,阿璞觉得“太沉重”,自己要求把地板换成了白色,把墙壁刷成了绿色。“我喜欢绿色,很养眼。”阿璞说。屋子的采光很好,阳光照进客厅,他养了很多绿色植物也沐浴在阳光里。

客厅的大书柜中摆放着数千本书籍,阿璞看过很多深邃的西方经典哲学、历史书籍,也爱看动画片,最爱宫崎骏的作品。他有忧郁症,却是双面性,有极致忧郁,又极致阳光……这些多元更丰富了他的艺术。“了解一个作曲家的作品,不是只听他的代表作,要买他的全集,全集里面五味杂陈,可以听到有些作品是很释怀,有些作品是无法释怀,有些是超越,有些是无法超越。”阿璞说。

客厅原木色的大桌子上,堆放着阿璞刚完成的画作手稿。爸爸陈子平说:“阿璞特别爱护自己的画作,我有次不小心滴了滴水弄脏了他的画,他就哭了。他甚至不愿意拍卖自己的作品,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才拍卖过一小部分作品。”

“承认自己的悲剧性,才能最大程度地超越”

阿璞在家中收藏了近两千张古典音乐CD,他用音响播放这些CD后进行绘画创作,“一般上午画两小时,晚上两小时,有感觉了才画。”

“现在是画好马勒、肖斯塔科维奇,再到舒曼、门德尔松、帕格尼尼、舒伯特,最后到贝多芬,要把西方古典音乐史画完,我现在才画到三分之一。”阿璞说,西方古典音乐不够普及,懂的人不多,画的人更少,“我把西方古典音乐大师的作品画得更通俗化,但是可能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才懂。”

“我画古典音乐没有考虑作品的市场问题,只考虑内心。”阿璞介绍,目前广州少年宫正在对他的3000多幅画作进行整理,其中2000多幅是古典音乐绘画,1000多幅是动物画,拟筹备集结出版。

如今阿璞独自住在这套房子中,他的父母住在距离十多分钟路程的另一处住处。爸爸陈子平今年已经75岁了,他扭头看看身旁的阿璞,告诉记者,“阿璞再过两月就40岁了,原本我们是住在一起的,但我们一天天年纪大了,怕将来阿璞不会照顾自己,所以让他独自生活,锻炼生活自理能力。”阿璞会自己做饭,家中布置得也井井有条,但爸爸对他的自理能力还是“不够满意”,时不时要上门看看阿璞,带些从超市采购的食品、生活用品来。

“承认自己的悲剧性,才能最大程度地超越。”阿璞说。2008年当阿璞参加广州市残疾人代表团造访法兰克福时,德国当地艺术家对他说:“画古典音乐绘画是上帝给你在人间的任务。”刚开始阿璞不信这话,“后来信了,觉得画古典音乐就是自己的使命。”

“没得选,好像德国人说上帝就是要你去做这件事,对于命运我是逆来顺受。”阿璞说,“不过对于艺术我是出自内心的喜欢,我自有记忆以来,危机感和恐惧感多于快乐感,常常因亢奋而快乐,因冷静而痛苦。幸好遇上艺术,很多问题都得以部分疏解。”

编 辑:赵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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