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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入遗”成功,为何这么重要? 因为它进一步证明我们有“上下五千年”

时间:2019-07-21 07:56  来源:新快报
■6月26日,观众在良渚博物院了解良渚文化历史。 新华社发

 

■玉环 楼钢供图

 

■玉琮 楼钢供图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宫殿区。 新华社发

 

■施昕更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上下五千年”。这一说法在2019年7月6日更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的公认。

这一天,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简称“入遗”成功。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4300年,中心位置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

需知道,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历史,只始于3500年前左右的殷商时期,因为殷墟出土了至今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直到良渚“入遗”成功,才硬核证明:5000年文明史绝非浪得虚名。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综合研究充分说明这是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

“以往我们谈中华文明五千年,西方学界大多并不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作为‘实证’。殷墟早在2006年就申报并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突出普遍价值中的主要一点就是‘甲骨文在汉字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写体系之一的发展中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以西方文明发展经验,只有出现了文字书写体系,这样的复杂社会才是有‘历史’的文明。因此,当谈到四大古文明时,同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文明相提并论的,往往是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明,年代上自然也要晚了近两千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副教授秦岭,7月9日接受网友提问时如是说。

他说:“良渚古城遗址和良渚文化相关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用科学取样测年方法系统地把这个长江下游新石器晚期文化的时空坐标明确了下来。目前仅古城遗址内积累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完全统计就有200多个,时间跨度从距今5300到4300年之间;其中作为遗产要素的莫角山宫殿基址、反山墓地和水利系统的具体年代很明确,都是在距今5000-4900年间营建的。良渚古城遗址的综合研究已经充分说明这是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而这个早期国家的年代,通过考古学得到实证——这就为世界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发展明确了五千年的时间坐标。”

“它最大的价值是证实了中国文化确实有5000年”

“良渚古城遗址‘入遗’成功,虽然要素只是包括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工程和同时期分等级的墓地(含祭坛),但由于良渚文化出土了不同时期的文物,给良渚文化超过5000年提供了足够的实证证据,因此形成严整的文化传承链条。”

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它最大的热点,不在乎它出土了什么东西,不在乎它的工艺水平价值有多高,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证实了中国文化确实是有5000年,这也是它最大的文化成就。”中国古瓷古玉鉴赏家、中国古陶瓷学会会员楼钢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他同时表示,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除了黄河流域之外,认定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之一。”

“两万年前山顶洞人就有玉,但它不能代表国家文明”

那如何认定一种文化已经处于有意义的文明状态呢?

要知道,当时,良渚文化同时期的典型遗址,还包括且不限于长江中游以天门石家河为中心的石家河文化、以山西南部临汾陶寺城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陕西山西北部以神木石峁遗址为中心的石峁文化等。

“首先它要由部落上升为国家(的原始状态)。”楼钢说。怎么认定它已经上升为国?第一是要有都城而且有确定的城址(遗址);第二是形成了规模化的聚集地,而不再如部落般的游荡;第三就是出现了极其精巧的艺术品(玉器)。

而且,这个艺术品代表了一种祭祀状态。“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包括良渚文化,它的玉器实际上是祭器,对不对?当然可能也有一些装饰品,如果说石之美者就是玉的话,那么在两万年前,中国山顶洞人就已经有了,但是它是否已经上升到祭祀的意义,没有!所以它不能代表国家文明。但是一旦玉器成为了一种祭祀用品,也就从另外一个方面反证了它可能形成了国家形态。”

文物是一种载体,它的魅力和价值不仅体现在材质和工艺上,更重要的是“要善于从文物身上看到它后面的历史,看到它后面的文化,这才是这件文物真正的意义”。

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玉器传播“南达广东”

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玉器是良渚文化的最高艺术成就。

玉礼器和统一的神灵崇拜,是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相较于此前的崧泽文化,良渚之玉从数量、体量、种类和雕琢工艺上,都表现出了一种飞跃。研究认为,这种飞跃性的发展,正是王权兴起的表征。

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的玉器种类有40多种,玉礼器包括琮、冠状饰、钺、三叉形器、璜、锥形器等。收藏周刊记者在楼钢处看到了他昔日从良渚遗址因机缘巧合得到的几件玉器,其中,“内圆外方”代表“天圆地方”的玉琮,正是良渚文化的首创。

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有“原创性”的一种玉器,而且在同时期非常“时尚、流行”,资料显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玉器传播和影响的辐射面,“北抵陕晋,南达广东,西北至甘青,西南到四川,并与玉璧一起,经过传承和变异,最终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玉礼器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

24岁的施昕更: 良渚文化的发现者

1936年,当24岁的施昕更和5300岁的良渚玉器相遇时,他也许没有想到,江浙古文化遗址首次发现的荣环,就这样戴在了他的头上。

当时,中国考古机构的兴趣和精力几乎都集中在黄河流域,江浙之地是“化外之地”,基本上被人忽略。直到1936年5月,杭州古荡,因为要建造第一公墓,出土了石器。5月31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做了一天的试掘,得到了石器六件、陶片三块。这是江浙地区第一次与良渚文化相关的田野考古发掘。

古荡发掘仅进行了短短的一天,却改变了施昕更的命运。

他参与发掘,接触到石器后,敏感地感觉到它们和自己家乡良渚镇屡屡出土的石器有内在的关联。于是第二天,他就跑到良渚去进行调查了!

“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今天,当我们打开百度百科,施昕更先生的“主要成就”一栏,只有短短六个字,却也是非常重要的六个字:“发现良渚文化”。

1938年秋,施昕更所著《良渚》一书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1959年底,考古学家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良渚文化”。

编 辑:赵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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