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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如果写不出来就干点别的

时间:2017-08-04 01:09  来源:新快报

路内 本名商俊伟,1973年生于苏州,用他的话说,离苏童笔下的香椿街就一个街区,已出版《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云中人》、《花街往事》、《天使坠落在哪里》,被认为是70后最好的作家之一。

■《少年巴比伦》剧照

■“追随”系列

■最新作品《慈悲》

■新快报记者 王春燕

在香港书展采访作家路内,更多的感觉是他身份的“转变”:最近,他忙于准备当导演,拍摄一部由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可这部小说还没写完,“但拍一部电影是足够了”;对自己身份的“转变”,他自我调侃“写作是靠天吃饭,写不出来正好可以干点别的”。而对于“改行”干导演,他也有清醒的认识:“不管是作家还是编剧转到导演,偏艺术还是偏商业,终究是对这部电影的一个定调,就看你怎么选择”。

相比于很多对这个时代感到茫然不解而踌躇不前的人,路内或许是“洒脱”的,他不纠结、不执念。然而,当他在接下来的名家讲座上谈到“中国文学现在遇到什么难题”时,他身上那种作家习惯性的自省又回来了,他诚恳地说:“作家是一个个体,你再遇到一个浮躁的时代,你还是能写下去。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视野窄了,个人的压力和外部世界的压力都会对你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束缚,是你摆脱不开的。“

电影拍得比原著好 也不能说是作家丢脸

问:《少年巴比伦》拍成电影后得了很多奖,您觉得这个电影和你小说最初想呈现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答: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不应该和小说原著去比较。电影好不好要横向比,和这个时代的电影和导演去比较。它和原著比意义不大,万一电影拍得比原著好,也不能说是作家丢脸。导演和演员已经尽力地往小说所呈现的那个时代上靠,在美术、摄影方面做得都很棒。演员也相当不容易。

问:您是怎么看待作家去做编剧或当导演?

答:不管是作家还是编剧转到导演,你要看他是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商业的角度去做。也别看不起商业,商业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偏艺术还是偏商业,终究是对这部电影的一个定调。

问:在台湾有很多作家现在感到很焦虑,因为靠单纯的写作好像没有办法生活。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一个作家如果真的做不下去的话,他可以去做编剧,可以去拍电影。这其实还是和能力有关。可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靠太太养(笑),比如欧洲也有很多作家很穷,他们也是这么做的。

问:您现在准备导的这部电影, 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答: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我要新出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叫《十七岁的轻骑兵》,是“追随”系列的一个番外篇,在“豆瓣阅读”和其他刊物上大概发表了七八篇,出书内容还不够,但这点情节拍电影是足够了。我自己导我的作品会呈现我作品的气质,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故事讲的是一九九零年代初,还是那个男孩(“追随”系列里的男孩),生活在西南一个城市,和几个女孩的故事。

写长篇就像走一条未知的路

问:书评人张定浩说,你的小说中有一种悲不自胜之物,它们和泪水有关,但你并不会直接去书写泪水,而是侧身去描摹那些被泪水烧灼过的青草和花朵。这种写作风格表现在语言和叙事上,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答:这还不是小说的语言风格,其实它是单篇作品的调性问题。张定浩这篇文章是说《花街往事》,这部小说主体部分讲的是1980年代上海边上的一座小城市。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写那样一部小说,写那样一个群像的人物,就要用那样一种调性。但比如像去年出版的《慈悲》,相对笔法就特别简单。相对来说,比《花街往事》更加克制。

实际上,语言风格是一个作家不断在寻找和突破的,如果是有惯性的,对小说家来说不一定是好事,他必须寻找突破。而调性则是作家根据作品的内容去恰当地找到的一个范式。

问:您在八年里写了六部长篇小说,还是挺高产的。《少年巴比伦》写了两个月,《追随她的旅程》写了半年。那您是怎么把握每部小说的写作节奏的?

答:主要看状态,比如《花街往事》写了一年,《云中人》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半时间,但《慈悲》只写了两个月。有时候下手的时候,像是走一条未知的路。写长篇就是这样,总有一定的冒险性,像赌博一样,不是规划好的。我可以快速地一周内写五万字,完成这个工作量之后一个月什么也干不了。这种情况不是一个稳定的节奏,靠天吃饭,运气不好的话写不出来也没办法。写不出来正好可以干点别的。

福克纳是一个游离于他的时代的人

问:你所有小说中有五部是和戴城这个虚构的城市有关。这个戴城在不同小说里有不同的呈现,那么,戴城在您心目中只是一个虚构的地名呢,还是一个活的城市?

答:戴城在小说里还是有它现实的呈现,开始设定是一个县级市,后来是一个地级市,再后来又是一个有开发区的很现代的城市,在《花街往事》里是一个有着更早年的改革开放背景的地方,大体上是我经历过的一个江南的城市。奇怪的是,也有很多东北人、山东人看过以后说,这个和我生活的城市是很像的。它不是小镇,它就是一个隐没在现代社会大城市背后的小城市。这十年来,写着写着就写成了这个样子。

问:福克纳是您的偶像,有评论说您是受到他的影响?

答:福克纳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怪异的作家,他经历了一战,“跨掉的一代”,但是他对这些写都没写。他反复写他那个时代一百多年前的小镇,疯子、怪里怪气的人……可以说,他是一个游离于他的时代的人。对作家来说,确实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我就不考虑当下这个世界,就要写一个过去时代的小城市。《少年巴比伦》是十年前写的,放在现在看作品是有意义的,但是当时我写一个(上世纪)90年代工厂的事,编辑说没有人看,因为当时文学界都在讨论的事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农村文学,为什么没有人写都市文学。

问:您现在欣赏的作家有什么变化吗?

答:智利作家博拉尼奥。

问:您现在还在写什么?

答:目前《慈悲》准备拍电影,我可能会做其中一轮编剧。然后手头这本长篇小说是讲一个在漫长的岁月里两个文学青年兜兜转转的故事。写完这部,我准备写一部关于当代中国人的性的写实主义小说。

问:您怎么看待旅游这个话题?

答:我特别不喜欢旅游。我总是被邀请去参加活动,似乎是去开会的,又是去旅游的,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好的。孤身一人旅行我也做不到。所以,旅游对我来讲变成一种非常不太可行的东西。前阵子到重庆去看景,非常像旅游,看到比较落后的乡村和正在发展起来的地方,但那是工作,不是旅游。什么都别想,远方有一座神,你去寻找那个虚无的东西,那个叫旅游。

编 辑:刘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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